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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史实考证

移民的史实考证

分类:
迁徒信息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
2018/01/09
【摘要】
关于明朝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大槐树的移民,在我国史书中仅有从山西省平阳府徙民的记载,但从明朝移民分布的今18个省(市)(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陕西、甘肃、宁夏、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广西、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中民国以来纂修的大量省志、县志记载,特别是笔者收集的这些地区众多的家乘、祖碑中更有确切详细的记载,这些民间资料及与笔者联系的6000余件〈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来函,充分证

  关于明朝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大槐树的移民,在我国史书中仅有从山西省平阳府徙民的记载,但从明朝移民分布的今18个省(市)(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陕西、甘肃、宁夏、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广西、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中民国以来纂修的大量省志、县志记载,特别是笔者收集的这些地区众多的家乘、祖碑中更有确切详细的记载,这些民间资料及与笔者联系的6000余件〈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来函,充分证实了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这一毫无疑问的历史史实。历史文献中对于明初移民的记载,从洪武元年(1368)开始,到永乐十五年(1417)结束,历三朝50年。被移之民以晋南为多,其次为晋东南、晋中数县。明代初年,山西省辖5府、3直隶州、16散州、79县。史书记载的明初移民主要有平阳府辖的28县,潞安府辖的8县,汾州府辖的7县,泽州辖的4县,沁州簿的2县,辽州辖的2县。这些地区共有51县,而平阳府就辖28县。就人口而言,据《山西通志》记载,列表如下:         

  表4-1-1

  

  据孔尚任总纂的清康熙版《平阳府志•户口》记载:汉河东郡户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万二干九百一十二;唐平阳郡户六万四千八百三十六,口四十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宋平阳府一十三万六千九百三十六,口无记载;明洪武年二十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口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七百九十;永乐年户一十九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口一百六十四万四千二百八十五;弘治年户二十二万一千二百四十四,口一百九十八万七千四百四十九。以上两组户口数字资料可以证明,移民最多的是平阳府。

  明朝政府移民垦荒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县,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曾有定制,对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移民垦辟,每户给15亩,又给3亩菜地,皆免3年租税。朱元璋还设置司农司于河南,专管移民垦田之事,在这以前已下令,凡州、县农民开荒及移民开荒,都归垦荒人所有,作为永业,还责成地方官散发耕牛种籽,使移民、流民能定居附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明初洪武年间先后从山西移民10次,永乐年间移民8次,共计移民18次。

  1、“(洪武)六年(1373),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明史•食货志》)

  2、“(洪武)九年(1376)十一用,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明太祖实录》卷——0)

   “(洪武)九年(1376)十一月,迁山西真定足无产者田屯凤阳。”(《明史•太祖本纪》)

  3、“(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干余户,悉还为民。”(《明太祖实录》郑一三一)

  4、“(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徒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家具,复三年。”(《明史•太祖本纪》)

  5、“(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6、“(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7、“(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冯胜、博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出西,箝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明史•太祖本纪》)

  “(洪武)二十五午(1392)八月,冯胜、博友德等在大同等地屯田。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干六百人。”(《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8、“(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二月,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百户。”《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9、“(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干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

  10、“(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明史•成祖本纪》)

  “(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户部遣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洲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明太祖实录》卷十二下)

  11、“(永乐)元年(1403)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真余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编布里甲……上悉从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12、“(永乐)二年(1404)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二年(1404)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一)

  13、“(永乐)三年(1405)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明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14、“(永乐)四年(1406)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十)

  15、“(永乐)五年(1407)五月,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粮五斗。”(《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

  16、“(永乐)十二(1414)年三月,上以其(隆庆)当要冲,而土宜稼樯,改为隆庆州……而以有罪当迁谪者实之。”(《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九)

  “本州原编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红门,黄报,白庙,版桥,富峪,红寺六屯,谓之前十里,谪发为事官吏充之。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宝林、阜民九屯,连关厢谓之后十里,迁发山西等处流民充之,每户拨田五十亩,任种办纳粮差。”(嘉靖《隆庆志》卷一)

  17。“(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徒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徒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免赋役三年。”(《明太祖实录》卷-0三)

  18.“(永乐)十五(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明太宗实录》卷-0六)

  朱元璋早在元末战争时期,就已开始建立军事屯田。明朝建立后,为了恢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民间大力推行屯田制,形成军屯、商屯和民屯三种类型屯田方式。军屯又称卫所屯田,可分为边屯和营屯两种。边屯设在边境,守军进行屯田,谓之“且耕且守”,就地生产粮食,以供军需。营屯是内地卫所军的屯田,生产粮食,作为军粮。军屯制规定,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各地田土及生产条件不同,屯军受田数额不一,以五十亩为中制。洪武末年定税则“每军屯一分,正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明会典》卷十八)。明初原额军屯田土曾达到八十九万二千余顷(《春明梦余录》卷三六)。商屯是商人经营的电田,明初为加强边防,常在边境地区设立军储仓,由内地召募商人运粮,输仓,官给粮价及运费。为方便商人到边地募民屯田以获粮食,形成商屯,然后回原籍领盐引做买卖,谓之商屯。商屯最早是由山西商人在大同实行的。民屯,明初官府掌握了大量的无主荒地,特别是中原地区,需要移民垦荒或募民屯种,因而实行民屯。屯户的来源主要是强制迁移的民户,洪洞大槐树移民即为重点。其次为召募人户、犯罪迁徙户。民屯田地实属官田,各地根据屯户的丁力,分给田土,北方地区每人可分田十五亩,菜地二亩。在管理上以屯分里甲,纳人府县行政系统。民屯赋税,大致上按官田税额征收。大槐树迁移之民,均由各布政司编里发迁,或有的送户部编里发迁,由后军都督押解迁移备地方州县辖治,移迁之民迁到各地后的屯田以区域屯分里甲,而土著则以社分里甲。“土著者以社分里甲。移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苗广,屯民新占苗狭,故屯地谓之小亩而社地谓之广亩”(《明史•食货志》)。河南、山东、河北等地至今有不少村庄是以姓为名、以屯为村名的。康熙版《永年县志》卷五载:明初“京东州县则有庄,有屯。土著曰应,迁发曰屯。”顺治版《胙城县志》记载村落名称也云“凡名屯、寨者,皆明初迁民″。《明史》卷七十七亦载:“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以村赛命名的村落,为移民居住区。

  明代移民有两大类型:一是明初政府组织的人口迁徙;二是人民自发流移,而政府加以限制和打击。这两种迁民在移徒过程中达到新居地后的生活及遭遇很不相同。明初政府组织下的移民,被迁徒的原因,所去的地方,到新地区的职业,均有所不同。一种情形是为开发朱元璋故乡凤阳地方,几十万入迁到那里。二是为解决地少人多区域的失业问题,将狭乡之民迁往宽乡。洪洞大槐树移民到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等地,给钱钞备农具,三年内不征赋税(《明史•太祖本纪》)。200多年后顾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当地居民来源于山西的情况。他听魏县长老讲,该县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8/10,澹、滑、内黄等地迁居者也占3/10(《天下郡国利病书•北直•大名府田贼志》)。以此想见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之多。后世河南、河北人说起祖籍,往往提山西,并形成俗谚“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人民因为天灾人祸被迫无奈地自行流徙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旱涝天灾,没有收成,在本地无法生活,就到外乡逃荒,渡过青黄不接之时,回到本土,继续生产和生活,这种流动是暂时的。二即在家乡留有耕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但很贫穷,官税私租以及高利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于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耕地,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寻找一片乐土,背井离乡,进入移民的行列。明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和赋役苛重,迫使相当数量的人民离开故土,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移动,有的离原籍较近,有的很远,形成分散各地的移民区。但就全国范围讲,流民多向中国腹部山区移动,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东、陕西北部、四川及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北部。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松写的《流民叹》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恻恻背乡井,迟迟行道侧。”这是上路时的情形与心理,对熟悉的故土难舍离,但还是狠狠心告别了。同行的是妻子儿女,一个个因为饥饿,脸上都是焦黄的。往哪儿去呢?“闻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这是一个农民,听别人讲南方好,就朝那儿奔。肩上挑着破烂家私担子,走不快,但是心里很着急,恨不得立即到了理想境界。饥饿时拿出带的干粮啃几口,边走边吃,哪有钱找个饭铺享受一餐呢!道路上风尘扑面,身上的衣服尽是落的土,像个黑泥人。走到天黑,卧在荒郊野外。由于白天奔走的疲劳,加上

  无家可归的烦愁,哼哼叽叽地难以入睡。伤心到了极点,感叹人生固然有许多痛苦,但是以没有家为最可怕。第二天爬起来又走,如此走啊走,像被飓风刮动的浮草,像没有树林的上空的飞鸟,哪儿是个安身之处呢,还不知道。全家人回头往北看去,离开老家已经渐渐地远了。一路之上,饥肠辘辘,心情沉闷,备尝艰辛,熬到尚不知是不是乐土的新处所。

  从正史资料来看,没有明确记载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集中移民,但记载迁移山西平阳府之民有多处。洪洞是平阳府人口大县,洪洞古属杨侯国,隋义宁年间置县,至宋金之际,洪洞县发展成为山西南部首屈一指的经济文化鼎盛之区。郑滋《大宋晋州洪洞县重修后土庙记》云:“洪洞晋之上邑也。山水田环,林木交映有足观者。至于人物之盛,皆冠邻壤,故虽佛僧神祠,亦号佳绝”(民国版《洪洞县志•艺文志》)。金朝时,平阳地区文化发达,有名的藏书楼在洪洞县建成,时人孔天鉴在《藏书记》中称赞:“河东之列郡十二,而平阳为之帅。平阳之司县十一,而洪洞为之剧……邑居之繁庶,土野之沃衍,雄冠他邑。其俗好学尚义,勇于为善,每三岁大比,秀选辈出,取数居多”(《金文最》卷二十八)。经济富足,人口众多,科举发达,人才辈出,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明初,据成化版《山西通志》载,除临汾县外,洪洞是平阳府属县内户口最多的县。洪洞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乔逢辰《惠远桥记》称:“洪治隶平阳,壮哉县也,其始为城者,适当大路要津,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民圄版《洪洞县志•艺文志》)、(安介生《山西移民史》)。明时的洪洞广济寺大槐树旁是地当南北的交通官路,明朝官府选择在洪洞聚集移民然后再行发遭到中原各地区,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我国北方地区,数以万计的民间家谱、碑文资料有详细记载,在地方志中如《温县志》、《宝丰县志》、《宁阳县志》、《丹风县志》、《商南县志》、《山阳县志》等都明确记载了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集中移民。民国版《孟县志》关于洪洞移民的记载称:“然证之故老之传述,考诸各姓之谱牒,则实确凿可据。且当日户部所给之迁徙勘合,光绪初年,民间尚有存者,故补录之。”600余年来,亿万移民后裔,他们祖辈相传,均言祖籍洪洞,从大槐树下迁移。且每年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约有20万人次来寻根祭祖,他们在留言簿上,恭敬登记留言,在祭祖堂祖宗神位下虔诚罗拜,确为大槐树移民后裔。可以肯定的说,历史文献有明确的记载,地方志、家乘、碑文有详细的记述,亿万大槐树移民后裔有众口一致的确切传说,大槐树处有遗址实物的文物留存,可以断言,明朝洪洞大槐树集中移民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应在中国历史上大书一笔,得到它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