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大槐树的移民，在我国史书中仅有从山西省平阳府徙民的记载，但从明朝移民分布的今18个省（市）（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陕西、甘肃、宁夏、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广西、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中民国以来纂修的大量省志、县志记载，特别是笔者收集的这些地区众多的家乘、祖碑中更有确切详细的记载，这些民间资料及与笔者联系的6000余件〈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来函，充分证实了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这一毫无疑问的历史史实。历史文献中对于明初移民的记载，从洪武元年（1368）开始，到永乐十五年（1417）结束，历三朝50年。被移之民以晋南为多，其次为晋东南、晋中数县。明代初年，山西省辖5府、3直隶州、16散州、79县。史书记载的明初移民主要有平阳府辖的28县，潞安府辖的8县，汾州府辖的7县，泽州辖的4县，沁州簿的2县，辽州辖的2县。这些地区共有51县，而平阳府就辖28县。就人口而言，据《山西通志》记载，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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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孔尚任总纂的清康熙版《平阳府志•户口》记载：汉河东郡户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万二干九百一十二；唐平阳郡户六万四千八百三十六，口四十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宋平阳府一十三万六千九百三十六，口无记载；明洪武年二十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口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七百九十；永乐年户一十九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口一百六十四万四千二百八十五；弘治年户二十二万一千二百四十四，口一百九十八万七千四百四十九。以上两组户口数字资料可以证明，移民最多的是平阳府。

　　明朝政府移民垦荒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县，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曾有定制，对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移民垦辟，每户给15亩，又给3亩菜地，皆免3年租税。朱元璋还设置司农司于河南，专管移民垦田之事，在这以前已下令，凡州、县农民开荒及移民开荒，都归垦荒人所有，作为永业，还责成地方官散发耕牛种籽，使移民、流民能定居附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明初洪武年间先后从山西移民10次，永乐年间移民8次，共计移民18次。

　　1、“（洪武）六年（1373），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明史•食货志》）

　　2、“（洪武）九年（1376）十一用，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明太祖实录》卷——0）

　  “（洪武）九年（1376）十一月，迁山西真定足无产者田屯凤阳。”（《明史•太祖本纪》）

　　3、“（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干余户，悉还为民。”（《明太祖实录》郑一三一）

　　4、“（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徒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家具，复三年。”（《明史•太祖本纪》）

　　5、“（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6、“（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7、“（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冯胜、博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出西，箝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明史•太祖本纪》）

　　“（洪武）二十五午（1392）八月，冯胜、博友德等在大同等地屯田。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干六百人。”（《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8、“（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二月，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百户。”《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9、“（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干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

　　10、“（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明史•成祖本纪》）

　　“（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户部遣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洲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明太祖实录》卷十二下）

　　11、“（永乐）元年（1403）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真余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编布里甲……上悉从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12、“（永乐）二年（1404）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二年（1404）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一）

　　13、“（永乐）三年（1405）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明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14、“（永乐）四年（1406）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十）

　　15、“（永乐）五年（1407）五月，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粮五斗。”（《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

　　16、“（永乐）十二（1414）年三月，上以其（隆庆）当要冲，而土宜稼樯，改为隆庆州……而以有罪当迁谪者实之。”（《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九）

　　“本州原编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红门，黄报，白庙，版桥，富峪，红寺六屯，谓之前十里，谪发为事官吏充之。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宝林、阜民九屯，连关厢谓之后十里，迁发山西等处流民充之，每户拨田五十亩，任种办纳粮差。”（嘉靖《隆庆志》卷一）

　　17。“（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徒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徒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免赋役三年。”（《明太祖实录》卷－0三）

　　18．“（永乐）十五（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明太宗实录》卷－0六）

　　朱元璋早在元末战争时期，就已开始建立军事屯田。明朝建立后，为了恢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民间大力推行屯田制，形成军屯、商屯和民屯三种类型屯田方式。军屯又称卫所屯田，可分为边屯和营屯两种。边屯设在边境，守军进行屯田，谓之“且耕且守”，就地生产粮食，以供军需。营屯是内地卫所军的屯田，生产粮食，作为军粮。军屯制规定，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各地田土及生产条件不同，屯军受田数额不一，以五十亩为中制。洪武末年定税则“每军屯一分，正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明会典》卷十八）。明初原额军屯田土曾达到八十九万二千余顷（《春明梦余录》卷三六）。商屯是商人经营的电田，明初为加强边防，常在边境地区设立军储仓，由内地召募商人运粮，输仓，官给粮价及运费。为方便商人到边地募民屯田以获粮食，形成商屯，然后回原籍领盐引做买卖，谓之商屯。商屯最早是由山西商人在大同实行的。民屯，明初官府掌握了大量的无主荒地，特别是中原地区，需要移民垦荒或募民屯种，因而实行民屯。屯户的来源主要是强制迁移的民户，洪洞大槐树移民即为重点。其次为召募人户、犯罪迁徙户。民屯田地实属官田，各地根据屯户的丁力，分给田土，北方地区每人可分田十五亩，菜地二亩。在管理上以屯分里甲，纳人府县行政系统。民屯赋税，大致上按官田税额征收。大槐树迁移之民，均由各布政司编里发迁，或有的送户部编里发迁，由后军都督押解迁移备地方州县辖治，移迁之民迁到各地后的屯田以区域屯分里甲，而土著则以社分里甲。“土著者以社分里甲。移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苗广，屯民新占苗狭，故屯地谓之小亩而社地谓之广亩”（《明史•食货志》）。河南、山东、河北等地至今有不少村庄是以姓为名、以屯为村名的。康熙版《永年县志》卷五载：明初“京东州县则有庄，有屯。土著曰应，迁发曰屯。”顺治版《胙城县志》记载村落名称也云“凡名屯、寨者，皆明初迁民″。《明史》卷七十七亦载：“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以村赛命名的村落，为移民居住区。

　　明代移民有两大类型：一是明初政府组织的人口迁徙；二是人民自发流移，而政府加以限制和打击。这两种迁民在移徒过程中达到新居地后的生活及遭遇很不相同。明初政府组织下的移民，被迁徒的原因，所去的地方，到新地区的职业，均有所不同。一种情形是为开发朱元璋故乡凤阳地方，几十万入迁到那里。二是为解决地少人多区域的失业问题，将狭乡之民迁往宽乡。洪洞大槐树移民到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等地，给钱钞备农具，三年内不征赋税（《明史•太祖本纪》）。200多年后顾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当地居民来源于山西的情况。他听魏县长老讲，该县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8／10，澹、滑、内黄等地迁居者也占3／10（《天下郡国利病书•北直•大名府田贼志》）。以此想见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之多。后世河南、河北人说起祖籍，往往提山西，并形成俗谚“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人民因为天灾人祸被迫无奈地自行流徙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旱涝天灾，没有收成，在本地无法生活，就到外乡逃荒，渡过青黄不接之时，回到本土，继续生产和生活，这种流动是暂时的。二即在家乡留有耕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但很贫穷，官税私租以及高利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于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耕地，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寻找一片乐土，背井离乡，进入移民的行列。明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和赋役苛重，迫使相当数量的人民离开故土，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移动，有的离原籍较近，有的很远，形成分散各地的移民区。但就全国范围讲，流民多向中国腹部山区移动，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东、陕西北部、四川及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北部。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松写的《流民叹》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恻恻背乡井，迟迟行道侧。”这是上路时的情形与心理，对熟悉的故土难舍离，但还是狠狠心告别了。同行的是妻子儿女，一个个因为饥饿，脸上都是焦黄的。往哪儿去呢？“闻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这是一个农民，听别人讲南方好，就朝那儿奔。肩上挑着破烂家私担子，走不快，但是心里很着急，恨不得立即到了理想境界。饥饿时拿出带的干粮啃几口，边走边吃，哪有钱找个饭铺享受一餐呢！道路上风尘扑面，身上的衣服尽是落的土，像个黑泥人。走到天黑，卧在荒郊野外。由于白天奔走的疲劳，加上

　　无家可归的烦愁，哼哼叽叽地难以入睡。伤心到了极点，感叹人生固然有许多痛苦，但是以没有家为最可怕。第二天爬起来又走，如此走啊走，像被飓风刮动的浮草，像没有树林的上空的飞鸟，哪儿是个安身之处呢，还不知道。全家人回头往北看去，离开老家已经渐渐地远了。一路之上，饥肠辘辘，心情沉闷，备尝艰辛，熬到尚不知是不是乐土的新处所。

　　从正史资料来看，没有明确记载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集中移民，但记载迁移山西平阳府之民有多处。洪洞是平阳府人口大县，洪洞古属杨侯国，隋义宁年间置县，至宋金之际，洪洞县发展成为山西南部首屈一指的经济文化鼎盛之区。郑滋《大宋晋州洪洞县重修后土庙记》云：“洪洞晋之上邑也。山水田环，林木交映有足观者。至于人物之盛，皆冠邻壤，故虽佛僧神祠，亦号佳绝”（民国版《洪洞县志•艺文志》）。金朝时，平阳地区文化发达，有名的藏书楼在洪洞县建成，时人孔天鉴在《藏书记》中称赞：“河东之列郡十二，而平阳为之帅。平阳之司县十一，而洪洞为之剧……邑居之繁庶，土野之沃衍，雄冠他邑。其俗好学尚义，勇于为善，每三岁大比，秀选辈出，取数居多”（《金文最》卷二十八）。经济富足，人口众多，科举发达，人才辈出，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明初，据成化版《山西通志》载，除临汾县外，洪洞是平阳府属县内户口最多的县。洪洞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乔逢辰《惠远桥记》称：“洪治隶平阳，壮哉县也，其始为城者，适当大路要津，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民圄版《洪洞县志•艺文志》）、（安介生《山西移民史》）。明时的洪洞广济寺大槐树旁是地当南北的交通官路，明朝官府选择在洪洞聚集移民然后再行发遭到中原各地区，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我国北方地区，数以万计的民间家谱、碑文资料有详细记载，在地方志中如《温县志》、《宝丰县志》、《宁阳县志》、《丹风县志》、《商南县志》、《山阳县志》等都明确记载了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集中移民。民国版《孟县志》关于洪洞移民的记载称：“然证之故老之传述，考诸各姓之谱牒，则实确凿可据。且当日户部所给之迁徙勘合，光绪初年，民间尚有存者，故补录之。”600余年来，亿万移民后裔，他们祖辈相传，均言祖籍洪洞，从大槐树下迁移。且每年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约有20万人次来寻根祭祖，他们在留言簿上，恭敬登记留言，在祭祖堂祖宗神位下虔诚罗拜，确为大槐树移民后裔。可以肯定的说，历史文献有明确的记载，地方志、家乘、碑文有详细的记述，亿万大槐树移民后裔有众口一致的确切传说，大槐树处有遗址实物的文物留存，可以断言，明朝洪洞大槐树集中移民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应在中国历史上大书一笔，得到它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