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祖文化

历史背景

元末农民起义，打击了元末的大地主阶级，也教训了新皇帝朱元璋。明朝建立后，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他实行移民屯田，奖励垦荒的民屯、军屯、商屯之制，其高潮历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共50余年，使战争破坏的一些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北方地区，政局渐趋稳定，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定，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与官府的赋税收入也随之增加。官营和民营的手工业各部门，陆续恢复生产，商业城市相继复苏。以南京和北京为中心，形成沟通南北的商路。西北商道受阻后，以东南沿海诸港为基地，开拓了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天灾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朝残暴的统治。仅至正元年（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安徽、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 。

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太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天灾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

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

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

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

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

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

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

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

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

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

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

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

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

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

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

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

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

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

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瀍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

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蝗灾也频频而至（《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天灾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郑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讷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时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遗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6]  。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天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南一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是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

移民考证

移民的史实考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1、一三七三年。“（洪武）六年，徒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2、一三七六年。“（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遣赍人冬衣给之。”“（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

3、一三八零年。“（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4、一三八八年。“（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徒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住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家具，复三年。”

5、一三八九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十七十二顷。”

6、一三八九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丛整等一百一十六广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

7、一三九二年。“（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等在大同等地屯田。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8、一三九二年。“（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

9、一三九五年。“（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10、一四零二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户部遣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

11、一四零三年。“（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12、一四零四年。“（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

13、一四零五年。“（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民万户实北平。”“（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

14、一四零六年。“（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15、一四零七年，“（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五斗。”

16、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三月，上以其（隆庆）当要冲，而土宜稼樯，改为隆庆州，而以有罪当迁谪者实之。”“本州原编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红门，黄报，白庙，版桥，富裕，红寺六屯，谓之前十里，谪发为事官吏充之。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宝林、早民九屯，连关厢谓之后十里，迁发山西等处流民充之，每户拔田五十亩，任种办纳粮差。”

17、一四一六年。“（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免赋役三年。”

18、一四一七年。“（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拔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 

移民分布

从洪武元年（1368）开始，到永乐十五年（1417）结束，历三朝50年，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先后从山西移民，洪武年间移民10次，永乐年间移民8次，共计移民18次，遍布河南、山东、河北等18个省市500多个县份，涉及1230个姓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