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六百年前要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组织这样一次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呢？这是有其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的。一是统治阶级贪官腐化和残酷掠夺。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地。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益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作佛事”。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入不敷出，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刮的花样无奇不有。弹劾奸邪的廉访司官员。 

　　每年到各地巡视时，都要用巡司弓兵旗帜，金鼓相迎送，音节是两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也是用巡尉司金鼓，音节是一声鼓一声锣，有人写诗嘲讽说：“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这一讽刺真可谓入木三分！

　　到了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二是民族压迫与自然灾害。元代的阶级压迫有浓厚的民族压迫色彩。四等人制的实行，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阂。蒙古色目贵族，大量兼并三、四等人的土地，依附农民遭受严重的人身束缚，被掠或贩为奴隶的人数惊人。由于水利失修，致使自然灾害无法抗御。从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起，各地的旱涝、雹雪、虫蝗等灾，几乎连年不断。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波及腹里（辖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江北行省的一次大面积蝗灾，“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之。又謦，则人相食”。这样大的蝗灾，统治者束手无策，只能听任百姓相食了。旱灾同样能使百姓陷入绝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白茅堤（山东曹县境）决口。如记载：“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治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一次大雨就使黄河沿岸的近二十个县变成水乡泽国，弄得百姓辗转沟壑，流离四方。后遭旱灾瘟疫，人民死者过半。当年，河南发生旱灾，造成人死过半的惨剧。每当人祸酷烈之际，往往又是天灾猖獗之时，元朝一百余年间，受灾总共达五百一十三次。其频度之高，实在惊人！中后期几乎无一年无灾，水、旱、蝗、疫等灾害纷至沓来，一次比一次严重，人相自啖，白骨积委，死者万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元朝末年的水旱灾，山东二十次、河南十八次、河北十六次、两淮地区十次。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地、人相食”。元末诗人乃贤在一首诗中说：

　　河南年来数亢旱，赤地千里黄尘飞。

　　麦禾槁死粟不熟，长镵挂壁犁生衣。

　　黄堂太守足宴寝，鞭扑百姓穷膏脂。

　　聒天丝竹夜酣饮，阳阳不问民啼饥。

　　市中斗粟尝十千，饥人煮蕨供晨饮。

　　木皮剥尽草根死，妻子相对愁双眉。

　　鹄形累累口生焰，脔割饿莩无完肌。

　　赤地千里，禾稼不收，官员沉湎酒色，不管百姓死活，百姓吃完草根树皮，只得去割死人肉充饥，这真是一幅血泪斑斑的的图画！

　　转年，又逢连绵淫雨，河淮间的豫西、鲁东地带平地水深两丈，几成泽国。因黄河决堤，溢入运河，影响漕运，冲坏山东盐场，而漕运和盐税是元统治者的命根子，元政府便于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强征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万民夫及庐州（今合肥）等十八翼两万军队，在山东曹县修二百八十里新河道，使黄河勒回故道，合淮河入海。时紧工迫，官吏从中舞弊，克扣工食钱，因受重兵监督，常遭鞭打，河工不满和反抗情绪迅速滋长。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元朝廷为摆脱财政危机，发行“至正宝钞”，用它代替早已发行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这就是“变钞”，结果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更加痛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以下三点：

　　第一点：蒙古入主中原后，以掠夺人口为特色的奴隶主们渐渐变成了兼并土地的封建地主。他们兼并的工具，主要依靠马鞭和利剑。甚至，他们不用契约的形式，而是骑马一跑，圈进的土地就尽其有了。贵州伯颜得到的土地多达二百万亩。可是他比起皇后家族弘吉刺氏就大为逊色。弘吉刺氏有多少地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北起河北省的长城脚下，南到福建省的武夷山南麓，逶迤数千里，比比皆是。在河南省，甚至黄河沿岸的大片滩涂地也尽为势家所占，致使黄河水流不畅时常泛滥。元朝的赋敛是苛酷的，但仍难以支应朝廷无度的挥霍。他们为弥补财政赤字，就以滥发纸钞对农民进行变相掠夺。纸钞的面值越发越大，而其实际价值越来越小。忽必烈称帝那年发行的纸钞，五十年后，千文只抵初时四十文，即物价上涨了二十五倍。元时高利贷很是活跃，有所谓“羊羔息”，年利息百分之百。依此计，若借贷白银一锭，十年后当归本息银一千零二十四锭。

　　元朝的百姓，就这样在官府、地主、高利贷者的重重盘剥下，痛苦地呻吟着。一遇荒年饥岁，则只有背井离乡，枯骨遗路，村舍为墟。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男子无褐衫，女子无完裙。

　　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

　　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

　　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

　　这首歌谣的作者就是当时陕西行台中丞张养浩，诗的题目为《哀流民操》。元朝办理赈灾的长官竟然也发出如此哀叹，可见当时黎民百姓生活的悲惨了！

　　第二点：民族压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是存在的，可是，像元朝民族压迫之残酷，却是少见的。蒙古君主为维持其统治，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划分为四个等级，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是第一等，最受优待；色目人是第二等，仅次于前者，也是统治者依靠的阶层（色目人指西域各部族、国家的人，名称繁多，姓氏复杂，有“各色各目”，故称之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最受歧视，而以南人尤甚。汉人指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汉人、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高丽人。南人则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这四等人的界限是森严的。各重要的官职、军职，均由蒙古人充任，不足时则用色目人。汉人不得染指。（春秋时，郑灵公请大臣们吃甲鱼，故意不给子公吃，子公很生气，就伸指向盛甲鱼的鼎里蘸上点汤，尝尝滋味走了〈见于《左传》宣公四年〉。后世用“染指”比喻分取非分的利益。）法律规定，蒙古人可以打汉人，而汉人不得还手。汉人打死蒙古人，判处死刑，蒙古人打死汉人，只罚当兵去出征了事。蒙古统治者怕汉人、南人造反，各地都派驻了蒙古兵，一县之境，少则几千，多达二三万。这样，蒙古统治者仍不能安寝，又实行甲长制。据说，官府责令汉人、南人，十户为一甲，一甲养一蒙古兵。蒙古兵也就成了这十户人家的老爷。他们要吃香喝辣，还要童男侍候，少女陪枕，专横跋扈，无恶不作。百姓人人侧目，怨气冲天。蒙古人为防不测，就下令禁止百姓私藏兵器，将铁器都收了。可菜刀不能收，就规定几户只能合用一把。这样，蒙古人仍感不安，又曾在南方等地一度明令百姓，不准围猎，不准集会，不准集众说书唱戏，甚至夜间不准到街上行走，家家户户晚上不许点灯……。然而，防不胜防，百姓还是在忍无可忍的境况下起来造反了。从十四世纪流传下来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人们在蒙军监视下难以联络，就利用中秋节的时候，给各家各户分送去月饼。各户的月饼打开后，都发现有一纸条，上边有条命令：中秋之夜，尽杀鞑虏（对蒙古兵的贬称）。这故事叫“八月十五杀鞑子”。

　　第三点：这里还提到的一点，即在元朝时，无论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还是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民族，其中都有一地位最为卑下，命运最为悲惨的阶级，叫做“驱口”。驱口，原是战俘，或被掠人口，有的被分给官府作坊当工奴，有的赐给将士作奴仆，形同牛马，位近奴隶。元法规定：私杀牛马一头，杖责一百；杀死一驱口，杖责一百七十。驱口不同于百姓，编入另籍，世代永为驱口。主人可以将驱口作为财物转让或买卖。大都城内与牛、马、羊市相并的就有人市，即买卖驱口的市场。元朝后期，蒙古人、色目人也都有因贫困被卖为驱口的，甚至被卖到海外去当奴隶。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元朝政府为赎回沦为驱口的蒙古族子女，特成立了个机构叫守仁卫，一次赎回的就有三千人。元朝末期，因饥饿与灾荒，阶级矛盾白热化了，然而却以民族斗争的形式爆发了。浙江温州、台州的起义农民树起了反元大旗，上面写着：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天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农民的义旗插遍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声势最大的是红巾军。他们的北伐军，一度逼近元大都，皇帝与大臣都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元朝的统治从根本上动摇了。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对元末形势作了生动的描写：“堂堂大元，奸臣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所谓“开河”，是指修治黄河，官吏们趁机捞钱。所谓“变钞”，是指滥发新钞，等于是变相掠夺。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反元起义的烈火终于燃烧起来。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教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黄河工地埋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然后又四处宣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果然时隔不久，石人出土，民心骚动。韩山童、刘福通立刻聚众三千，杀牛宰马盟誓，祝告天地，宣布起义。由于起义队伍头裹红巾，手举红旗，所以又称红军、香军或红巾军。老百姓早就盼着这一天，于是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响应起义。当时，李二（芝麻李）、彭早住、赵均用占徐州；王权（布王三）占邓州、南阳；孟海马占襄阳；郭子兴、朱元璋占濠州；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占蕲州；方国珍、张士诚占江淮，全国起义的烈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

　　总之，元朝官兵和起义军之间的生死较量，就在中原大地、江淮一带，特别是冀、豫、鲁、皖、苏、浙展开了。元朝的军队及地方武装对起义军的镇压是十分残酷的。元军与农民起义军之战中，全国竟有数百万人被杀。每当元军败之，元政府还下令“拔其地，屠其城”，大杀起义民众。在徐州一战中，杀人如儿戏，“积尸盈路”，“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而几十万人的商埠名城扬州，被杀得只剩下十八户人家。河南、山东、河北、江淮、陕西等地，元军杀沿途府州县男女数十万人，“尸塞河水，水为不流”。造成“户口凋残，十室九空”。经元末动乱，中原地区“无复人迹”。元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甚至抓壮丁当俘虏，杀百姓报战功。当然，满怀深仇大恨的起义军也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传说朱元璋的大将胡大海当初在河南讨饭，受过土豪地主的羞辱。朱元璋建都南京，大赏功臣，胡大海什么都不要，只要求到河南报仇。朱元璋怕他杀人太多，只许他在“一箭之地”，也就是几寸步内报仇。谁想反被胡大海钻了空子，他在河南射中一只大雁的后尾，大雁负痛，带箭乱飞。胡大海于是驱兵杀去，雁飞到哪里，他杀到哪里，见庄子就烧，见活人就杀，只杀得河南、山东血流成河，尸骨如山。这只不过是传说而已，不足为凭。